——读加缪《鼠疫》有感

1702班 袁新宇

    合上加缪的《鼠疫》这一刻，脑海中浮现出的便是“生”与“义”的思考了。

这是一个老旧的话题，但对于这两者的争论却由古至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

“生”不仅代表着生存，或者还代表了生活的高水准；“义”代表的是“正义”是“道义”。

    在《鼠疫》中，奥兰发生了瘟疫之后，不同的人有不同选择。政容们贪婪无知，靠着粉饰太平、推诿责任来遮掩危机，甚至通过灾难来牟取利益；小百姓恐慌无助，朝思暮想着城外的亲朋好友；而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人，本可以早点逃出城外，但却挺身而出救助病人，直至鼠疫结束。

    政客、小百姓、医生实际是代表着“生”与“义”冲突的三类典型。政客代表着背义利生者，小百姓代表无义求生者，医生代表舍生取义者。

    在现实生活中，我跟许多人谈论过“生”与“义”的话题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去教我，或是希望我长大后最好可以做一个平凡普通的人，平平淡淡地过一生——不需要你在黑暗里发声，更不需要你做出时代的呐喊。

在汶川地震中，有抗震救灾的消防兵，有保护学生、自己牺牲的老师。却也有一位被广大网友们炮轰为“范跑跑”的范美忠老师。他在汶川地震发生之时，先于学生跑出了教室逃生，并事后发文说：“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，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。其他人，哪怕是我母亲我也不会管。”这种言论它透露的是“无义求生”者的生命态度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或许是在“生”与“义”发生冲突时，大多数人比较实际的选择。《鼠疫》中小百姓们面对灾难时的自私，便是很好的映证。其实，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“无义求生”的事情，它背后埋伏着的人性弱点是——自私。年轻时最讨厌送礼走后门拉关系上位的人，中年时却加入了这个群体，这是迫于生活压力而做出的转变。这看起来或许自私卑俗，但我们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，易地而处，或许也可以理解。这样便不会出现许多“占据道德制高点”的舆论，或许也不会出现那样多的网络暴力和恶语伤人。

《孟子·告子》上有“舍生而取义者也“一说，在历史长河中也有许许多多这样高大的背影——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文天祥；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鲁迅；“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谭嗣同；踏开苍烟、拔开迷雾的李大钊；诊疗时弊、解剖社会的“俄罗斯良心”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……曾有人评价过这些人“值得尊敬，值得悲哀。”意思是为了社会道义，为了社会时代发展，舍弃自己安逸的生活、金钱、时间甚至生命，这样的人值得尊敬。但《看见》中时间有句话：“我不快乐，陈虻也不快乐。”他们这样的人背负着太多的真相，看过太多的苦难，见过太多的不公。他们有着追求公平正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，他们战斗着，但他们却也牺牲着，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光，牺牲了生活的平静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他们在苦难中踽踽独行，负重而进，就如同著名记者崔永元在批露当下社会各种问题，而遭到各方面施压时，却依旧掷地有声地说道：“总得有拍案而起的。”

对！我们总得有拍案而起的。无论是哪一个时代，哪一个社会，任何时间地点，我们都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，我们需要这样大无畏的精神，我们需要这样伟大的人!

在生与义中，我选择义。这应是时代精神，更应是每一个中国少年该有的大情怀，不以此指责牵绊他人，而用此来约束鞭策自己，我想，这就是《鼠疫》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吧！